西游记第六章好词好句
《西游记》于1982年开拍，1986年春节在央视首播。本文为大家整理了西游记第六章好词好句，仅供参考！
好词
翻波跃浪
吐雾喷风
寻蛇拨草
扑鹞分松
星辰灿烂
抖擞神威
指解源流
好句
仪容清秀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
缕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
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棕罗双凤凰。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行
西游记第六章介绍
第一节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后出现的又一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它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多年。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深厚的创作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注：《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序表》称贞观元年开始西行，今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定在贞观三年。)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十七载，经历百馀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震动中外。归国后，玄奘奉诏口述所见，由门徒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历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资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以后门徒慧立、彦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神化玄奘，在描绘他突破艰险，一意西行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如狮子王劫女产子，西女国生男不举，迦湿罗国“灭坏佛法”等。它们虽还游离于取经故事之外，却启发后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有关取经的神话。
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讲”。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他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自动来护三藏西行。他神通广大、足智多谋，一路杀白虎精、伏九馗龙、降深沙神，使取经事业得以“功德圆满”。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渐变为猴王的开端。我国古代的稗史、志怪小说如《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等，都写过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怪无支祁，他的“神变奋迅”和叛逆特色同取经传说中的猴王尤为相近。《取经诗话》虽然粗糙简单，某些细节如蟠桃变幻、虎精破腹等都不近情理；但已比较清楚地显示了取经故事的轮廓。从深沙神、鬼子母国、女人国的描写上，也多少可以看到《西游记》某些章回的雏形。
取经故事在元代已经定型。元时磁州窑的唐僧取经枕上已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沙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形象。《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韵“梦”条，引有一千二百馀字的“梦斩泾河龙”，标题作《西游记》，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基本相同。可以想见，至迟在元末明初曾有过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此外，古代朝鲜的汉、朝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也载有取经故事的梗概。注云：“详见《西游记》。”我们虽还不能断定《永乐大典》及《朴通事谚解》所引出自一书，但从它们时代的相近与规模的相当来看，却完全可以肯定在吴承恩著《西游记》之前，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朴通事谚解》复述了“车迟国斗圣”的梗概，和《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十分相似。从书中有关的八条注里，还可以窥见元末明初取经故事的轮廓。一条注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子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可见取经故事本身已十分丰富复杂。注中还提到了住在花果山水帘洞铁板桥下“号齐天大圣”的老猴精，它偷得仙园蟠桃、老君丹花，又窃王母仙衣“来设庆仙衣会”。李天王奉命“引领天兵十万及诸神将”，“与大圣相战失利”。终赖二郎神捕获，被观音押入石缝，“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唐僧取经，路过此山，将他放出，“收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孙行者”。写孙悟空的来历和斗争历史已和吴氏《西游记》大体相同。注中还提到另两名护法弟子：一个是从《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演变而成的沙和尚；一个是《取经诗话》中不曾提到的黑猪精朱八戒。但是他们的神通都不及孙悟空。可见这时百回本《西游记》的重要情节早已定型，为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和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时，类似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均已失传。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注：按《录鬼簿》载：吴昌龄有《西天取经》，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又有《鬼子母揭钵记》，相当于杨本《西游记》杂剧第三卷“鬼母皈依”。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集》载：“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名下有《西游记》剧目，当即今存《杨东莱批评西游记》。)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这同样是后来《西游记》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取经故事的最后完成者是吴承恩(1510?-1582?)。(注：刘修业《吴承恩年谱》将生年定为弘治十三年(1500)左右。今按吴承恩《石鼎联句图题词》云：“因忆少小时，侍客谈此，仆率尔对曰……回思此对，二十馀年矣!”自署“丙午秋日”。丙午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距此“二十馀年”尚云“少小”，则吴承恩生年最早当在正德初年(1510顷)。)他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江苏淮安)人，出身于一个从“两世相继为学官”，终于没落为商人的家庭，“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却“屡困场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十多岁时，始补岁贡生；后因母老家贫，作过短期的长兴县丞。但他长期度过的，却是一种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这固然销磨了他“少年人谩比终军”的锐气和壮志，却也激发他“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的愤慨和狂傲，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当时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而他的“善谐剧”的风趣，酷爱野史奇闻的癖好，一旦和那种深沉的愤满情绪结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继承“志怪”传统，讽刺黑暗的创作动机。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鉴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说。他的诗如《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也都表现了借神话传说，寄托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愿望。所谓“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正是通过歌颂二郎神的搜山除妖来寄寓自己的理想的。它的浪漫主义风格，不仅可以和小说《西游记》互相印证，而且也流露了他创作《西游记》的旨趣。吴承恩虽处在前后七子“驰鹜天下”的时代，而他的诗文创作却能独出胸臆，不入藩篱。这种追求艺术独创的精神，在小说《西游记》中，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拿《西游记》与以前一切取经故事相比，吴承恩再创造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主题思想上，冲淡了取经故事固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把一个以宣扬佛教精神、歌颂虔诚教徒为主的故事，改造为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的神话小说。
(二)在人物处理上，原来备受赞扬的圣僧玄奘受到某些严格的批判，退居次要地位；而体现人民理想的孙悟空却成为全书最突出的中心人物。
(三)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提到卷首来开宗明义。又把许多人所熟知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有机地组织到取经题材之中，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这些人物、故事，不仅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不仅有一般民间传说，也有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启示下的新创。因此故事内容也越加丰富多采。
(四)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渲染有关取经故事的神话传说，赋予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就使《西游记》成为神话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
第二节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吴承恩《西游记》以整整七回“大闹天宫”的故事开始，突出了全书战斗性的主题，同时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
孙悟空原系破石而生的美猴王，无父无母。他纵身一跳，在那水帘洞中、铁板桥下发现了一个“洞天福地”，领着群猴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在生活。这就在社会关系上“绝对自由”。他只身泛海，访师求道，学得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这才向龙宫强索得宝盔金箍捧，去冥府硬勾掉生死簿上名，终于也超越自然规律的局限，而“绝对自由”。这一美妙的遐想，不消说，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早在前七回就已经奠定了。而历史上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的农民战争，则构成这一幻想情节的现实基础。孙猴子打乱了“三界”的秩序，龙王、阎王上告天廷。玉帝“遣将擒拿”不成，又来“降旨招安”，进行欺骗，反被孙悟空识破诡计，一叛再叛，直“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定要玉帝让出天宫，“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一方面是追求自由的“妖界”英雄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另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神权统治以镇压来维持秩序。这正是封建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神话中的再现。孙悟空生气勃勃的反抗斗争，在厂卫横行、民不聊生的嘉靖朝代，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人们意味深长的启示；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憎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并把希望深深寄予“豪杰之士”的思想(参看《秦玺》)。
但是，宗教势力维护着封建统治，如来的掌心保全了玉帝的皇位，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它寓言般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人民斗争失败的历史悲剧，表现了“佛法无边”和封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还不能突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
第八回至十二回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徵斩龙，唐僧出世等故事，交代取经的缘起。
从十三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被迫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取经，在八戒、沙僧协助下，一路斩妖除怪，到西天成了“正果”。作品也转入了另一个主题。唐僧取经本来是《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的本事。作者在小说中利用它来作为描写克服八十一难的一条引线。在作品的实际描写中，取经这个目的，远不如达到这一目的而表现出的顽强斗争精神来得重要。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和妖魔的斗争不只是为了保护唐僧，而且也是为民除害。这些妖魔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它们不仅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还象征是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给下界百姓带来无限祸害与灾难。它们与神佛的关系十分微妙：神下凡可以为魔，魔升天仍能作神。如黄袍怪是“二十八宿”之一，金角、银角大王是李老君的守炉二童，黄眉大王是弥勒佛的司磬童子，九头狮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它们的法宝又都是从神佛那儿来的。它们得以私自逃入人间，正说明神佛统治的腐朽和天界秩序的紊乱。有时，神佛也有意无意地驱遣妖魔下界，其目的固然为了考验取经四众的虔心，强调“正果”的来之不易；同时却也常包含着不少自私的目的：或为报私仇、逞私欲，得血食，或者通过一纵一擒赢得下界人民的虔信。神佛之所以要帮助除妖，一来因为取经事业在根本上符合上天的利益，二来也是为了在悟空棒喝之际庇护各种家妖，免得这些侍从爪牙既丧失性命，又丢掉各种法宝。值得注意的是，死在棒下的只是些没有后台的野怪。而最有意思的是，孙悟空大战牛魔王，即将得胜，各种神佛却一反前例，不请自来，以唾手之劳将牛魔王收上天去，扩充自己的力量。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神佛对妖魔的需要。《西游记》里的多数妖魔都和神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孙悟空的抗魔斗争，也可以看作是对神佛的间接斗争。就在这无数充满斗争的幻想情节中，意味深长地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恶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乐观精神，相当曲折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
至于如何对待妖魔，取经人也各持不同态度：孙悟空要求针锋相对、彻底剿灭；唐僧总想避开锋芒、妥协苟安；猪八戒后顾之忧最多，事到临头才勉强背城一战。作者既肯定他们目的的基本一致，却也明白地揭示了彼此的尖锐矛盾。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具体描绘中，表现出鲜明的与恶势力斗争的倾向，其鉴戒意味是很深的。
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下九个人间国度，明显地针对时事进行嘲讽。明世宗崇尚道教，方士擅权，“干挠政事，牵引群邪”(张翀《论时政疏》)。他们已成为无恶不作的特权阶层，因而在《西游记》中也就没有好道士。例如写乌鸡国道士夺位，车迟国佞道灭佛，比丘国妖道惑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但作者也和明代一般士大夫一样，仅仅把锋芒直接指向道士，对皇帝，则旨在规劝；所以书中的那些昏君暴帝一经事实教训，便都能翻然悔悟。这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大闹天宫”突出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品格。“西天取经”表彰他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精神。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后，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的镇压，被唐僧放出，同往西天。他已不再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头戴紧箍，身穿虎皮裙，专为人间解除魔难的英雄。作者在承认这种处境变化的前提下，从另一方面，即抗魔斗争中，歌颂了他的战斗精神。在重重困难之前顽强不屈，随机应变，就是镇魔者孙悟空的主要特征。红孩儿捏紧拳头，口吐“三昧真火”，烧得他九死一生；他依然抖擞精神，强行索战。小雷音群神被擒，孙悟空却孤军深入，仍旧与恶魔相斗。他又善于变化，以假为真，把妖精愚弄得不知所以。他经常变作蟭蟟虫、小蝇子钻到妖洞里去摸底，或者化为妖精的母亲、丈夫去欺骗它们。他好几次运用钻肠入肚的方法反败为胜。例如狮魔张口来吞，他立时顺水推舟，在它肚子里“跌四平、踢飞脚”，“打秋千、竖晴蜓”，疼得狮魔满地打滚，满口求饶。等他决定钻出来时，知道妖精乘机要咬，便机警地先用金箍棒探路，反叫它迸碎了门牙。他跟妖精纠缠得越久，经验也越丰富，斗志也越昂扬。比起八戒、沙僧来，孙悟空是最得力的护法弟子。
然而孙悟空的性格仍有其前后一致的地方。这除了抗魔的英勇顽强外，还表现在他对神佛的桀骜不驯上。参加取经，他先讲条件，观音菩萨才答应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取经途中，他经常驱遣山神土地、四海龙王、值日功曹前来效劳，稍有拂逆，那就要“伸过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仅仅为欺骗两个小妖，他便要玉帝闭天，“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所以连玉帝也无可奈何地“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终于答应他“犯上”的要挟。对慈悲的观音，孙悟空敢骂她“惫懒”，咒她“一世无夫”；对庄严的佛祖，他敢说是“娇精的外甥”。而他那种斩尽杀绝的斗争风度，更直接抵触了佛教的戒律。这位“西天取经”的孙悟空还屡屡以“大闹天宫”的历史为荣，但最忌讳别人提起“弼马温”的旧名。因此可以认为，孙悟空前后的命运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在性格上却自有一致之处。
《西游记》中的唐僧保留着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一面。他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明知西行途中“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仍毅然束装前进。女人国逼配，灭法国受阻，地灵县斋僧……九九八十一难没有挫败他取经的信念，美色与富贵也不能动摇他西行的决心。惟其如此，那三个桀骜不驯的徒弟才能一意同行，没有拆散这小小的取经队伍。
但是吴承恩笔下的唐僧，比历来取经故事中的形象更有创造性的发展。在唐僧身上，封建儒士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讽刺性地得到了统一。他一碰上妖魔，就吓得滚下马鞍，涕泪交流；离开徒弟，连一餐素饭也无法捞到，以致悟空时时称他是“脓包”。遇到大小神佛，他一概顶礼膜拜，不问真假；朝见各国君王，他统统山呼万岁，无论贤否。八戒在天竺国好心好意高声唱喏，惊了王子；唐僧就板起面孔教训：“‘物有几等物，人有几等人’，如何不分个贵贱!”对那些口口声声要吃唐僧肉的妖魔，他也想慈悲相待。可是保护他的孙悟空，只要主动寻妖除怪，就被他骂作“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原来他自己害怕妖精，又怕别人去斗，去杀，会惹出祸来。为了阻挠孙悟空抗魔，他动辄闭起眼睛大念紧箍咒，结果使悟空受尽痛苦，自己也反而招来灾殃。然而这位对“顽徒”很有办法的高僧，在妖精面前却总是毫无办法。“玄英洞唐僧供状”一回写他在妖精威逼下，被諕得“战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饶命，饶命’”!他有问必答，毫不迟延，大泄悟空的底。为了讨好妖精，他甚至当场骂悟空“不知好歹”。正是通过这种性格对比，作者大大肯定了孙悟空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唐僧向恶势力屈服的软弱态度。这一思想高度，是以前任何取经故事所无法企及的。
猪八戒是全书最重要的陪衬人物，他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引人发笑的东西。这一夯汉，保存着不少小私有者的特色。他的优缺点都在粗鲁憨直的形态下暴露无遗。取经途中的重活、脏活都由他干。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清除稀柿衕没他不行。这一切，却正是那位“秉性高傲”的哥哥不屑一顾的。对妖精，他从不求情，即使挂在牛皮袋里等死，也照样骂不绝口。这一点，又胜过唐僧。
然而猪八戒身上的缺点还是十分明显的。他好吃贪色、喜爱财礼，多次因此几误取经大事。甚至在路上，他还攒私房，央银匠煎块四钱六分重的银子，塞在耳朵眼里，到底被行者化成勾命鬼诈了出来。他能劳动，却极懒惰，让他巡山，他偷睡大觉；因此在许多场合，总是弄巧成拙。他有时也爱弄玄虚，耍耍鬼，扯扯谎；但那种猪八戒式的聪明，却往往一下就露了相，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滑稽场面。像“三藏不忘本，少圣试禅心”一回便是典型的例子：猪八戒女婿没作成，反被“绷巴吊拷”在大树上。正因孙悟空经常使他当众出丑，所以他心怀不满，几次不顾大局，挑唆师父驱逐“泼猴子”。可是一遇到妖精逞威，唐僧被擒，自己对付不了时，他又只得请求悟空回来。这种种严重缺点不使他成为取经四众中最不坚定的人。他可以在激烈的战斗里，假借出恭，逃避斗争；然而战局将定的时候，他又怕孙悟空独占头功，连忙赶来筑上几耙；一旦形势险恶，闹着分行李散伙的`是他，要回高老庄找浑家的也是他。但因他生性憨直，作者在大力批判之后，仍让他走完取经的路，成了“正果”。
《西游记》除了这几个主要形象之外，还用大笔勾勒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一片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和一批各具体态的神魔形象。像玉帝、太白金星、太上老君等，明显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统治者的某些特点：色厉内荏、暴虐诡谲，千方百计地镇压、欺骗反抗自己的人。对西天的诸佛菩萨，作者的基本态度是肯定的；但是并不妨碍他在卷末对佛教的一片赞颂声中，特意安排下阿傩、迦叶“要人事”的场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祖写成一个创业守成、传子传孙的老财主。在一个宗教题材的故事里，居然讽刺教主，这又是作者相当大胆的尝试。至于妖魔鬼怪虽只有几笔漫画，依然轮廓鲜明：青狮怪的愚蠢凶狠、大鹏怪的阴险狡猾、九头虫的残忍粗暴都各具特色。这些形形色色的“大王”、“将军”，或潜伏水府，或盘踞山洞，或幻化人形，大都称霸一方，残害生灵。红孩儿把一批穷神剥削得“裩无裆，裤无口”，手下的小妖还要“常例钱”。通天河的金鱼怪要吃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又须猪羊供醴，否则就给村民降祸生灾。它们固然给取经事业增添许多障碍，同时也使人联想到封建社会中土豪恶霸的种种罪恶。
唐僧取经原是宣扬佛教功德的讲经故事，虽在民间流传与作家创作过程中逐步加入了很多进步内容。然而在《西游记》里仍有不少赞颂佛祖功德无量，法力无边，宣扬宿命论的思想内容。一难方除，几乎总有个神佛下来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道理。九九八十一难的定数，少了还得补。至于作者在明代三教并峙的现实影响下，为调和教派冲突而提出的“三教合一”的主张，只能起麻痹人民的作用。由于这种思想起了消极作用，艺术上也出现了财笔：在八十一难中已有强拼硬凑的情节。到西天日近之时，连孙悟空的性格也起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信口谈禅，甚至在凤仙郡求雨之际，还大肆宣传“人有善念，天必从之”的教条，对玉帝表现了反常的虔敬。
第三节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西游记》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和神话人物，大都有现实生活作基础，同时在神奇的形态下体现了作家与人民的某些美好愿望。八十一难、七十二变、各种神魔的本领都充满幻想色彩，他们使用的武器法宝都具有超自然的惊人威力：孙悟空的金箍捧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缩小了可以藏在耳内；“芭蕉扇”能灭火焰山上的火，缩小了能够噙在口里。而且“一生必有一克”，任何武器法宝都有厉害的对手：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一变千条、飞蛇走蟒一般打向敌人；可是青牛怪却能用白森森的“金钢琢”一古脑儿套去。“芭蕉扇”能将人搧出八万四千里，孙悟空噙了“定风丹”，就能在漫天盖地的阴风前面巍然不动。这些五花八门、奇光异彩的宝贝，显然是人们为了征服自然或战胜敌人才假想出来的。在这些美丽绚烂的幻想背后，既隐现着朦胧的现实目的；而为了证明这些神物的确凿可信，又相应地神化了使用它们的人物和环境。花果山水帘洞里有孙猴子，枯松涧火云洞里有红孩儿，罗刹女住在风光秀丽的翠云山芭蕉洞，老鼠精却伏在黑气氲氲的陷空山无底洞。这就使神话人物、神话环境和各种神奇的魔法都显得和谐自然。从而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
《西游记》这一艺术特征也反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各色神魔身上，既有社会化的个性，又有超自然的神性，甚至被赋予了某些动物的特性。孙悟空的乐观大胆、敢于战斗的叛逆性格，与神的变幻不测、猴的急躁敏捷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猪八戒原是天蓬元帅，因酒醉调戏仙女获谴，错投猪胎；所以他的粗夯莽撞、好吃懒做具有猪的特色，他的贪图美色又似有“前世”渊源。狮魔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象精能用鼻卷人，老鼠精刁钻狡猾，牛魔王蛮横好斗……作者结合了原形动物的各种特点，把这些妖魔的凶恶本性写得姿态不同，面目各异。而这些神话人物间的战斗也往往真幻参半，奇正相生。仅以“二调芭蕉扇”为例，孙悟空一调不成，就趁着牛魔王别宠新欢，罗刹女思夫心切的空隙，摇身变作牛魔王，将“芭蕉扇”轻易地骗到手中。而牛魔王却又反对来钻了孙悟空得扇后胜利冲昏头脑、毫不警惕的空子，变作猪八戒，更为轻易地将扇子骗了回来。这种知己知彼的战术完全有社会的心理依据；同时又在变化不测的“神通”中达到了胜利的目的。就这样，作者把奇特的神话题材和生动的现实内容熔铸在一起，使作品既充满浪漫主义的奇思遐想，又具有细节的合理真实。
《西游记》不仅集取经故事之大成，而且有不少加工创造：如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车迟国斗法、大战红孩儿、三调芭蕉扇、误入小雷音等精彩章回，有些沿自传统的取经故事，有些则是取经故事以外的民间传说，但经作者精妙的艺术加工，就使它们面目一新，精神迥异。“平话”中的“车迟国斗圣”之于小说中的“外道弄强欺正法”；杂剧中的“过火焰山”之于小说“三调芭蕉扇”都是明显不过的例子。
“观音大士收善财童子”本来是一段民间佛教传说，杂剧中的“鬼母皈依”和小说中的“大战红孩儿”都以它为创作基础，然而小说则更见工力。杂剧把主要矛盾放在鬼母与神佛之间，而且与全剧缺乏前后照应；小说则把红孩儿与取经人的冲突当作主线，又将红孩儿改成牛魔王、罗刹女之子，如意真仙之侄，为后来借扇、取水之事安下伏笔。因而情节内容更丰富，结构也更谨严。杂剧中的红孩儿没有写出个性，本领也不大；小说中的红孩儿却能说会道、凶恶急躁，以“三昧真火”惨败大圣。这就在增加取经困难的同时，突出了孙悟空顽强不屈的性格。杂剧里也写了唐僧以“仁者爱之本”的教条逼迫悟空背负红孩儿，但没有将矛盾展开；小说则照应了前面“尸魔三戏”的师徒冲突，进一步揭示了取经人的内部矛盾和孙悟空的内心冲突，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因而这段情节就更为生色。
《西游记》中，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峻的批判艺术地结合起来，使不少章回妙趣横生，完满地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鲜明爱憎。猪八戒的塑造，就此而论，最为典型。他那些明显的缺点：好吃懒作，贪财爱色，弄巧进谗，都受到轻重不同的嘲讽。同为说谎，一牵涉到取经的根本利害，作者的态度就由善意的嘲笑急转为严峻的批判。所以就连他那过分的“老实”，也没有被轻易放过：好几回，他死在临头却按捺不住那股天生的傻劲儿，一声大笑，就泄了悟空的机密；结果耽误了救师父，还自讨苦吃。猪八戒“邪心”最多，如意算盘也最多，作者越是夸张地描写他那种愚蠢的想法，他的事与愿违也越发引人发笑。对唐僧的无能，作者只是讥笑；但当他无情地诵念紧箍咒时，作者却通过行者的无辜受苦，八戒的幸灾乐祸，妖精的逞威行暴，以及唐僧本人的自罹险难，毫不容情地进行尖锐的批判。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中心人物，是诙谐、幽默和乐观主义的化身；但对他“秉性高傲”的缺点，作者也不时安排一些局部的失败，给予善意的嘲讽。例如“二借芭蕉扇”时，作者故意让他没学到缩小扇子的口诀，结果就出现这样一副姿态：一个身长不满三尺的汉子，竟趾高气扬地扛着把一丈二尺的大扇。这种不成比例的形体对比，艺术地讥讽了孙猴子的自满。
但是对那些在生活中原本就是丑恶、畸形的东西，作者却只有一片强烈的憎恨。龙婿九头虫身为恶贼，害人不浅，作者就为龙子龙父安排下斩尽杀绝的下场。杨老儿宽厚好善，并不能抵消强盗儿子人头落地的厄运；铜台府地灵县的一场官司，讽刺和揭发了刺史、禁子的贪婪凶暴；取经“要人事”则暴露了庄严法相后面隐藏着的丑恶世俗。类似这许多含意深刻的讽刺，使人很自然地在笑骂声中联想到当时社会的恶浊和腐败。
《西游记》的语言有散文，有韵语，它汲取了民间说唱和方言口语的精华。敌我交锋，经常用韵语各自表明身分；交手后，又以此渲染气氛的炽烈和紧张。在人物对话中，官话的简单明确和淮安方言的生动活泼相互融汇。如“不当人子”、“活达”、“了帐”、“断根”、“囫囵吞”、“一骨辣”这些词语，联系上下文，固然不难理解，而且别有风趣。作者写人物往往寥寥几笔便神采焕发，揭示出微妙的心理活动。如猪八戒吃人参果、狮陀国三妖设谋、孙悟空以金箍棒指挥风云雷电的描写，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
在结构上，《西游记》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中心，逐次展开情节。“大闹天宫”首先介绍了取经人物孙悟空，又埋伏下他后来取经的命运；“江流儿”的故事交代唐僧出世和取经缘起；九九八十一难所包含的四十一个小故事也都通过僧徒、神佛、妖魔间的错综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展示出来；各个小故事都相对独立，错落有致，而又因果分明：没有红孩儿的被擒就没有后来取水、调扇的战斗，没有罗刹被弃、牛魔赴宴，就演不出孙悟空变化牛魔，骗取神扇的情节。此外如佛祖给观音三个神箍而各有着落，老鼋驮经落水也早有伏笔，女人国检阅文牒，补书三徒姓名，再重述前历国名：凡此种种，无论是某段故事之内，无论是各段故事之间，都经纬分明，表现出作者在结构结织上的匠心。 《西游记》问世以后，流传甚广，影响不小。朱鼎臣删节成《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仿作《西游记传》；又有各种续书纷纷出现，互竞文采。但是像《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终难追步吴氏，自创格局；惟《西游补》一书尚有惊人之笔。
此外，《西游记》还引起人们对神怪题材的广泛兴趣，于是有借历史事件写神魔战斗的小说出现。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封神演义》等。它们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大抵缺点乏先进思想作指导，人物形象也不算鲜明，没有一部能与《西游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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