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汉语是一种“活”的语言。具有动态性、艺术性和整体性，这些性质与中国的含蓄委婉，在一统思想等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一起来看看汉语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吧！
汉语与中国文化读后感【1】
语言是区别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作为社会性的人所特有的。语言是在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所以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无疑要融进当时人们社会生活所特有的文化、风俗和思维方式。同时还要受当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物质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哪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与其本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反过来，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最重要工具，还担负着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的重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流的需要，文字的出现成为必然，众多古文明的文字都是以象形的形态出现的，汉字也是由象形发展而来，从今天发现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到现在我们使用的简体字，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表意文字，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汉语蕴含了厚重的中国文化，首先表意的汉字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从象形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生活中各事物的观察能力及其活动所涉猎的范围。指示、会意、形声字更体现出古人丰富的想象、高度发达的思维以及对事物现象的分类等。如汉字中“示”部字之多，可以看出先辈对祭礼的重视，这是当时独特的历史文化风俗的见证。
汉字这种独特的结构和中国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还造就了中国的书法艺术，或者说是书法文化。书法的背后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文化心理和高远空灵的意境美。不单书法，包括绘画艺术，诗歌都追求这样的境界。中国的诗歌对语言运用发挥到了极致，打破了现代的汉语语法规则，或者说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语法体系不适合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土壤。如汉语中的成语、典故是完全不讲求语法中的构词规则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下形成的，通过逻辑分析是不能理解其本意的，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难完整地理解成语、典故、俗语等。如“足下”、“染指”背后是一定的历史事件，不了解这些故事，就不能理解这些词语。西方的“不和的金苹果”、“阿基琉斯的脚踵”背后是古希腊神话，单通过字面分析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中国的语言重神不重形，这与中国的表意文字，中国人的悟性思维、重语感不重逻辑分析是分不开的。在当代的国语教育中，西方的语法体系占据了话语霸权，对语句进行解剖式的语法分析，使具有浓郁人文精神的语文传统丧失了其生存的价值。在母语教育中应根据汉语的特点，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感，以及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尤其是在诗歌教学中，朗读感悟应重于语言分析。理性的分析会丧失诗歌的语言美、意境美。
各民族的语言不应该有优劣之分，不同的是它们背后的文化、思维方式等。我们不要把西方的语言语法套用在汉语中，这样只会导致汉语的混乱及其活力的消减。
汉语与中国文化读后感【2】
“人用象征符号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从而拥有了一个世界。”这里所说的象征符号包括图画、宗教仪式、语言等，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符号。在人类出现以前，宇宙、地球就按其自身的规律存在着，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物理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当人类出现以后，就通过语言赋予了它无限的意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万物只有为我们所用才有意义，意义就是世界与人的实践关系。语言作为人类与世界相联系的纽带，通过语言人类开始思考自然宇宙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生存在的意义。同时通过语言人类还赋予世界以秩序，首先使自然世界秩序化，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万物的命名，天地宇宙、日月星辰、山河湖海、飞禽走兽。人们有了空间、时间秩序观。其次是使人类世界秩序化，如孔子的“正名”思想，定伦常等。通过语言来制定和传播道德、文化秩序，法律秩序等，使人类社会得以有序发展。
“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中介，反过来说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是存在于语言中的。语言和世界（人所理解的世界）是同时出现的。
维柯所论证的原始人类通过诗性的语言用隐喻的方式来命名无生命的事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人类的认识活范围还限于人自身和自身的感情。这种诗性的语言是当时特定的人的认识水平、活动范围、观察视野中形成的一种语言现象。
伽达默尔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我同意这一观点，洪堡特也有论述“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如汉语和英语，汉语重意不重形，而英语则更重形，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内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外放。学习一门外语就是学习一种世界观，如汉语中对“家”的重视，是几千年来伦理思想的体现。汉语中关于“吃饭”的词汇俗语之多，如“吃大锅饭”、“铁饭碗”等，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思想的体现。文字是固定了的语言符号，不同的文字也能折射出不同的世界观，如当下90后们在网络上广泛使用的所谓的“火星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追求绝对的自由、新潮、轻视传统文化的世界观。
语言包括书面语言、口语和文字，这些都不能是僵死的材料或文化遗产。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具有精神，使用语言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语言、创造精神的过程。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我们在解读这些古文字中，发现了中国古老的文明，先辈的智慧，了解了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必定融入了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因此在解读古老语言的同时也在使用语言、创造语言。
克罗齐从语言的生生不息的表现出发，不赞成语言的规范化。是的，语言不能规定性地用某种模型将其规范起来，每个人每天都在运用语言，同时也在创造语言，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把语言严格的规范起来，将是违背自然法则的，这会是语言的桎梏。就如民歌民谣在民间传唱，同时也在民间不断得到增补、完善和创生。当人们把民歌民谣收集整理编定成书时，也就把它定格了，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民谣的死亡。朱光潜说“歌谣是活在口头上的，它的生命就在流动生展之中”。
洪堡特、克罗齐和浮士勒都认为语言是创造性的精神表现，我认为这种精神表现应是符合语言的自然规则和历史发展规则的'。如在汉语中，关于“马”旁的形声字在古代语言使用中数量相当多，运用也很广。表明了马在当时社会中作为主要的运输动力的地位重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交通工具的改进，马的功能已经减弱，所以许多与马有关的汉字已经“死亡”这是遵循语言的创造性的历史发展精神的。
汉语与中国文化读后感【3】
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还是工具性，有很大的分歧，洪堡特认为，任何语言都有单纯实用的功能，但语言的工具性、实用性只是语言的一个次要方面。语言是人与人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人们在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时并不是冷冰冰地单纯的信息传递，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如中国最常用的问候语“吃饭了吗？”在问候时所关心的并不是对方的胃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食物，而是对人的关心，在这短短的问候中还表现了人际关系，礼貌美德问题。语言很少作为纯工具来使用，它更多的是其人文性的属性。
与洪堡特的精神决定论不同，孔狄亚克认为民族性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我更倾向于洪堡特的观点，气候、地形等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精神等民族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如在中国西南边区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生的环境相似，但却形成不同的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性。再如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居住着汉民族的人，秦岭南北地理环境差别很大，但却共同形成了一个汉民族的民族性。这究其原因是共同的语言——汉语，在共同的语言环境下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这决定的汉民族的民族性。
萨丕尔提出语言的非本能性，确实语言是通过后天习得才能掌握的，但这又不同于学习骑自行车、打乒乓球等动作技能。学习打乒乓球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所学的动作要领是一样的，但是语言具有社会性、民族性，把一个中国的孩子放在美国，长大后从外表看，他虽然还是中国人，但因为他不会讲汉语，而是以美国英语为母语，其实质已是美利坚民族的人。如果把一个初生的婴儿与社会隔离，用录音机教会了他说话，虽然他掌握的语言，但这只不过是鹦鹉学舌，他说的话也只不过是机械的模仿，没有经过思维，且没有民族性。可见语言和社会、民族是不能分离的。
“在语言形式的背后是将它凝聚起来的历史”，语言的发展不论是结构形式还是其意义，都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联系。每一种语言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如中国秦代的“书同文”使语言打破了原来的空间界限，无论各个地区的人们，即使方言音不同，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文字来交流，来进行文化传播。
萨丕尔认为人类语言的类型区分不能套用生物学的进化论，确实，西方一些学者以自己的母语为标准划分不同的语言类型，并分出哪些语言是进化的最高类型，哪些语言还处于低级阶段。就拿汉语来说，当代有很多学者主张汉语拼音化，认为语言文字的化应该是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的方向发展，其实每一种语言在它的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是以其最完美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所以不能按不同、风格的语言来划分其高下。表音文字固然是从表意文字发展演变而来，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初始形态是落后的，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言是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体现，反过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对语言文字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萨丕尔认为“所有的语法都有漏洞”。语法是从普遍的语方中抽象归纳出来的语言结构、语句的组合方式等的规则。语法的出现远远晚于语言，它是在语言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用于规范语言、统一语言。但任何一门语言都是灵活的，为了表达某种感情或感觉，它完全可以违反语法，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把凭借的是心理的感觉，而不是语法的逻辑。所以在母语教学中，要重视语文感受，把握语言内部的情，而不只是冷冰冰的语法逻辑规则。
语言可以扩大我们认知世界的视野，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我们所以验到的只是现在，而且转瞬即逝。通过语言构建起来的“语言世界”能将时间客观化，将空间类推扩展，在认知过程中人们把客体视为“真实的存在”，使人类的认知不仅限于“现在”和“当地”，而是推及到语言世界中的“过去”、“将来”和“遥远”。
语言形式和文化规范，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谁决定谁？不同的语言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从美洲语言人文主义的整个研究来看，它倾向于语言决定论”，我认为，语言和文化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谁决定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无疑先产生简单的语言，伴随着群体间的社会性活动，通过语言的交流，必然产生原始的人类文化，反过来，文化的发展又促进简单的语言向复杂的语言发展，在这种相互的作用力下，语言和文化都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从发生论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文化无疑是相互塑造的。
汉语与中国文化读后感【4】
中国古代的语言人文主义集中体现在本体论的语言观和实践论的语言观。《尔雅》中对所解释的词语的分类排列中，语言排在第一位。尤其文字的产生，传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精神篇》），可见语言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语言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它体现和维系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人类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实践论的语言观主要表现在“名实之争”，无论哪家哪派都十分重视语言与事物本质的关系，尤其在实践方面，我更倾向于荀子的“约定俗成”的见解。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由于地理环境、人际交流、民风民俗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对同一事物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命名，这就产生的方言，无需以“王者制名”来强制正名，但是对于一些关于道德规范，政治秩序等还是需以“正名”。
20世纪初，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深感中国之落后，所以从各方面开始引进、学习和模仿西方。其中语法体系的模仿照搬和广泛应用，使中国语言的精神文化失去了其民族本位。面对如何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张世禄、郭绍虞、陈望道等一些语言学家做出了自己的深思和反省，提出了独道的见解。张世禄根据中国语言的实际现象提出了著名的“语序论”和“语气说”。这符合汉语的性质和特点，如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现象用现代西方语法很难解释清楚，“语序论”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在词类活用的句子中，其语序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语气也相应地变化，如名词作动词，一般要读去声。
郭绍虞对汉语研究的方法论所做的探讨，是结合传统语文精神，基于语法与修辞相结合的立场提出来的适合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尤其是前两点：文学和语言的沟通，古语和今语的结合。汉语的发展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虽然文言文和白话文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古语和今语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研究语言是不可能切断古今联系。语言除了日常交际的口语外，最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研究语言不能离开语境，语句而单独地去研究某种语法现象，所以结合文学作品去研究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中西语法的差异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而不仅仅是语音、词汇的差异。各民族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不同的文化现象，所以在语言的运用、结构、修辞、韵律、节奏、形式等方面各有特点。因此语法差异就在所难免了。各民族的语言都应该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而不是让本民族的语言去适应其它语言的语法体系。
汉语言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维联系非常密切，在古代的自然观中，“气”是无形的存在而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气是万物运行的本质。“中国古代气的学说作为一种世界观，反映了汉民族基于物质运动源泉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汉语从甲骨文中的简单句法到后来成熟的、复杂的、流动的、具有声气顿挫的句法结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汉语言的句法结构，语词安排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无相生和虚实相资的观念。汉语重意不重形，在很多语段中（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会有很多省略之处，也有暗换主语的，还有词汇颠倒的。从西方语法的角度看，这是句子结构不完备，但在汉语中却以神统形，虚实相间，言有尽而意无穷。
汉语中的各种功能类型的句子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耦合现象，这种对偶性思维反映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观。
王力曾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我的解是：法治注重语言结构中的形式，就如法律中的各项条款对人行为的规范，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而人治更注重意，根据意义的需要，可以改变形式，省略结构，不受“法”的束缚。这也与东西方古老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东方文明从发源伊始就是专制的，人治的，统治者就是法。而西方古希腊时就形成了比较民主的政治，运用的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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