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传读书笔记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艰辛又丰富多彩，《季羡林自传》中一一向我们展示出来。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季羡林自传读书笔记，欢迎查看。
篇一：季羡林自传读书笔记
读完《季羡林自传》，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季老是一位质朴实在的学者。
从头到尾他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辉煌，更没有自夸过聪明。缓缓道来（如同我们身边的老师或学长）的心路历程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到了中学还只是个贪玩的孩子，也追过星（当然所追的略有不同，他曾追的是丁玲。），因为老师的表扬（获得王寿彭的表彰）开始发愤;上大学是因为没考上邮局的铁饭碗;留学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光宗耀祖;在国外学习很久依旧找不到自己要走的道路;十一年后回国，因为国内学术资源的缺乏，看不到学术上的出路。
所有种种，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曾面对、挣扎过的场景极为相似。
但是如果翻开他的年谱，我们看到的却是：早在中学期间，他就在天津《益世报》、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翻译过世界名著;在清华大学，四年成绩全优;在德国学习两年后，一边读博一边已经在汉学研究所担当起讲师，开始授课。回到中国被北大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的同时，还拿到了剑桥大学的聘约。
季老的谦逊更是令人敬仰：在北大的初期，因为找不到学术研究方向，又没有学生，他就去北大其他老师那去听课，认真学习并一课不落地做笔记。以季老自己的话说：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他从来没有自我标榜清高，青年时对现实名利的顾虑和考量实实在在地写出来，中老年后的学术探索也是非常谨慎但同时也脚踏实地，因为家庭和国家的责任选择留下。既然自己决定了，就不怨天尤人抱怨环境不足，而是想办法开拓新路，虽然他并不信教，但最后往佛学方向走了，把宗教研究得绘声绘色。
可是，他回国的部分让人看了很有些难过，首先，他的工作并没有从学术开始，而是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干部，做着各种行政工作，最显著的莫过于中国特色的开会了。他有一段无奈的评述：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主讲教授。我对开会真正下了工夫，费了时间，从上到到下，从里到外，从大到小，从长到短，从样内到校外，从国内到国信，开式不同，内容各异，我都能应付裕如，如鱼在水，提其纲而挈其领，钩其要而探其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点，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
文革开始后，他在斗争中选择着，努力着，挣扎着，那么务实坚强的一个人甚至差点自杀。那场悲剧不想评论。只摘取他文中的一段话吧：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兴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儿的。
不提也罢，一个时代的悲剧。
然后季老传记中是洋洋洒洒的近百页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详尽列出每一年所有学术文章及其简介，这是传记里绝无仅有，很多传记都倾向于叙述人物很少会把这种学术详尽地扯进来，毕竟这有很大让读者读不下去的风险，但后来发现其实相当有趣。季老一生研究文章之多之长，非专业人士是很难详尽全拜读，而这个“缩略版”正好很点到为止做到一些普及的作用。有很多小知识颇为有趣，最喜欢提婆达多的那篇。而且这部分给读者一个头绪方便选读。
这部分也看得出季老治学严谨的态度。每一篇论文有没有新观点提出都实在标出，没有就没有，有就指出，毫不含糊。可能和季老所受德国教育有很大关系。令后人很多喜欢剽窃歪曲含糊的论文无地自容。
令人遗憾的是情感方面，能读到的只有他对母亲的眷念，爱情亲情几乎都没怎么提及，虽然他是因为家庭而放弃了去剑桥大学任职的机会，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让他的家人与他同住，他在北京，家人仍在济南——以他的`地位和条件完全可以把她们迁到北京，就算是他出国工作，也可以带上妻儿的。不知道是因为质朴呢还是真的很淡。直到老了，才把婶母和妻子接到北京，却很不幸地就遇上了文革。曾看新闻知道他与儿子脱离关系长达十几年，他过世后，儿子与北大打着官司争遗产，至今仍未有定论。其中冷暖也只有当事人自知吧。
篇二：季羡林自传读书笔记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走完了98岁的历程，他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季先生生前曾经强烈要求摘掉三顶帽子：即“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这种谦逊的作风赢得了广泛赞誉。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过去读过一些关于介绍先生的文章，也读过先生的一些散文。今天用一天时间阅读了《季羡林自传》，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季羡林6岁离开父母，跟叔父到济南读书。从私塾、一师附小到新育小学，因为认识“骡”字而直接读高小。12 岁考入正谊中学。15岁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季羡林因第一学年连续获得两个甲等第一名，得到了校长奖励的两件墨宝，“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得到国文老师、著名作家胡也频、董秋芳等人亲切教诲和鼓励。这里学习的一年，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10岁的季羡林在叔父的安排下，课余参加了两个学习班：一个古文学习班，一个英文学习社。从高小到中学，季羡林下课后先是参加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到英文学习社学习，一直到深夜10点。天天连轴转，持续了8年时间。季羡林说，英语“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冠”。193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是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之一。1935年到1945年，季羡林到德国留学十年，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主修梵文、巴利文，超负荷的学习了多种外文，留下了“梵文课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的佳话。哥廷根大学视季羡林为骄傲。单从季先生的求学历程，可以看出他的勤奋和毅力。
季先生一生对亲人和朋友都是十分真诚的。他多次提到自己的母亲，他在自述中说到“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却不在身边是季羡林心中永远的痛。季老在晚年每当谈到母亲就会泪流满面。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季老和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两人交往半个多世纪，对于这样一个做高官的同学，季老却从不主动拜访，而对于胡乔木没有架子，季老很客观的做过高度评价。他说“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做法，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骨灰都撤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骨灰盒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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