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建国后的家庭，但凡家中有书柜的，必有领袖文集。没有有德国的大胡子，也有俄-国的小个子，当然最最少不了中国的大瘊子。六十年来一甲子，去年烟花特别多。收拾书柜，当年的“红宝书”仍在，只是常年少人摩挲，竟郁闷得微微泛黄，有如尿渍。而新华书店照卖“红宝书”，翻开一看，却是俞敏洪的'GRE。上一个时代的金口玉言，这一个时代的残花败柳。
我们见过太多英雄临死前的豪言。一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一例“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甚至鲁迅笔下的阿Q也在懵懂中喊了一嗓子：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你可曾听过这样的遗言：“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句没骨气的话，来自一篇文章《多余的话》。写这篇文章的狗熊，竟也是一位红色领袖，他的名字，叫瞿秋白。
少年丧母，他投亲靠友，尝尽冷眼后靠外交部的免费俄文培训有了一点糊口的本领。身为俄文专家，为继续研究俄-国文学，他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为了应付报社的稿子，他在专注自己兴趣之余不得不用心研究俄-国叉叉叉的报纸、杂志、书籍等资料。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叉叉叉来到莫斯科。然而偌大一个莫斯科，除了这位瘦弱的书生瞿秋白，竟然一个俄文翻译也找不到。糊里糊涂，他被张太雷介绍进了中国叉叉叉。因为他的俄文水平，也因为他多少了解翻译了一些俄-国革命的资料，他被尊称为“马叉叉主义理论家”，在组织内的地位诡异地攀升着。直到“八七会议”，到达最高峰。
用现在的话来说，秋白同志是个人才啊!还是海归的!但他自己竟然说：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一个政党的重要领袖，在资质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竟然有这这样的幻想：“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同志们，看呐!盘踞在我党高位的瞿秋白先生，竟然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竟然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他分明就是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所鄙视的小布尔乔亚文艺青年啊!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优柔寡断、随波逐流，革命谈何成功?可是，同为文人，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同为文人，李鸿章“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同为文人，毛内个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同为文人，瞿秋白却自言自语：“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叉叉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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